大唐王朝的高利贷游戏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对外已经征服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龟兹而国威远播、武功显赫的唐太宗政府,为了解决京城各政府部门的收入,搞了一场小改革:取消高祖李渊专门为京官设置的用于放高利贷的公廨本钱。
这项改革感觉是要断绝京城各政府部门的生财之路,怎么是为了解决京官的收入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公廨本钱是一项什么制度。公廨本钱是隋朝建立的一种制度,就是朝廷拨给京城和地方各衙门一些资金,由各部门拿去放贷,收取利息,用赚取的利息用作办公经费和官员俸禄。
要知道,于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最关心就两件事:一是构建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来保证政府的长治久安;二是要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来养活这一官僚体系。所以解决官员的收入问题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唐朝建立后,觉得隋朝公廨钱的制度设计挺好,只要朝廷在最初给各个衙门一笔资金,政府机关就可以不需要中央政府划拨太多的财政拨款,仅靠利息收入即可自行维持正常运转,从而一劳永逸解决官员的收入问题。于是高祖李渊直接继承了隋朝的公廨钱制度,在“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即在京城的各政府机关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总共70多个部门,搞公廨本钱制度。
这一制度设想倒是挺美好,实际运作起来则是问题重重。
首先就是放贷不专业。朝廷把资金发放给各部后,由各部那些被称为“令史”的科员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这些令史平时都是负责打杂和文书工作,现在让他们去干放贷这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不仅赚不到利息,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来。
其次就是利率太高。对于放贷利率,朝廷也不是没有底限的,而是定了一条道德标准,一年取息不应超过本钱。也就是说,公廨钱借款年利率不超过100%。高祖李渊时期,直接把放贷年利率定为100%。这个利率价格,比我们现在的高利贷还厉害,所以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敢去借钱的。
最后就是市场有限。中国古代王朝就是农业社会,大部分人不需要借钱,借钱的只是少数商人,市面上根本没有那么多需要借款的人。
实践证明,用公廨钱放贷来赚取利息,以补贴政府部门的办公经费和官员收入这一制度是行不通的。最后,太宗李世民不得不在公元638年,撤销了公廨钱制度。
但是再苦不能苦朝廷,解决官员收入问题仍是唐太宗面临的现实刚需。撤销公廨钱之后,这笔“莫须有”的利息收入留下的窟窿谁来补?
太宗时期,虽然唐王朝国威远播,但连年战争,国家财富损耗是相当大的,举国上下,都处于比较穷困的境地,连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都看不下去,公元630年,他从高昌到长安觐见时说:“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所以公元632年,当百官奏请唐太宗封禅泰山时,也被魏征进谏给挡了:“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意思就是,国家现在还不富强,搞这种面子工程是不合适的。
正是因为国家还不富裕,所以太宗撤销公廨钱制度后,完全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给官员发放工资,仍有现实的难度。于是李世民想了一个办法:“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閤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就是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有钱人每年出钱供养政府和官员。
这个办法实施了三年,被连续薅羊毛的那些富户受不了了,群起反对,唐太宗不得不废弃这个办法,只好重新回到老路上,“复置公廨本钱”,又给各政府机关发放公廨钱,让他们去放贷。
由于原来公廨钱制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成不变恢复,那改革就是在原地踏步。所以这次唐太宗恢复公廨钱,希望杜绝以前的弊端,确保各部门的公廨本钱能够实现盈利,用以维持政府部门的运转。于是,太宗对原来的公廨钱制度进行了几项改革。
第一,设立放贷专员。为了解决放贷不专业的问题,唐太宗在各部设立了一个新岗位,叫捉钱令史,专门负责放贷、“捉钱”。中央政府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设9个捉钱令史,合起来有600多人。
第二,设置考核指标。对每个捉钱令史,发放五万钱公廨本钱,他认为公廨本钱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于是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利息,一年四万八千钱,折合年利率为96%。这也没超过一年取息不应超过本钱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唐太宗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句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那就知道公廨本钱96%的年利率是多么荒唐了!
第三,明确激励措施。设立这些捉钱令史的时候,就将他们的名字在吏部进行登记,但只是编外官,如果他们完成一年上缴四万八千钱利息的考核指标,就给他们授予实际官职。
为了让公廨钱制度运转下去,唐太宗也是绞尽了脑汁,操碎了心。
但是太宗的公廨钱新制度一出来,就遭遇群臣抗议,谏议大夫褚遂良直接给太宗上了一篇反对的文章《请废在官诸司捉钱表》,在文中,褚遂良祭起道德大旗,直陈这项新制度的众多弊端:
大唐制度,商人不得为官,捉钱令史经营钱财,与商人无异;捉钱令史,只要每月上交利息四千,一年上交五万,就可获得官职,这和汉代买官卖官有什么区别;朝廷官员,都是从熟读圣贤书、擅写诗词文,守礼义、知廉耻的读书人中千挑万选出来的贤才,而捉钱令史在庸俗的商业中摸爬滚打,只知追求利益,完全是一群无耻之人,给这样的人授官,是对纯洁的官员队伍的污染;中央政府七十多个部门人员编制一共只有730人,捉钱令史600多人,一年后考核合格,就要给他们授官,政府哪有那么多空缺?
褚遂良的道德指斥,句句扎心,于是太宗皇帝这项新制度还没实施就不得不存档了。
但是太宗皇帝的这项公廨本钱新制度在一些人心中还是种草了,因为那么高的利率,如果真能实现,那可真的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所以在公元648年,当唐太宗政府财政面临不平衡的困境时,利用公廨本钱发放高利贷的制度又被解锁,京城各政府部门再次设立了公廨本钱,让令史、府史、胥士这些人负责去“捉钱”。
其效果估计还是不太好,因为实施了两年,唐太宗死后,他儿子唐高宗一继位就废除了这项制度,然后从朝廷收的地租中拨一部分来给京官们发工资。
但利用这种高利贷模式为政府部门赚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仍在高宗皇帝心中挥之不去,所以没过多久,高宗又恢复了公廨钱制度,这已经是朝廷第四次重建这项制度了。
不过,这次高宗为这项制度想了一些高招,用国家一年的税收收入作为公廨本金,然后把这笔本金直接交给“高户”,就是富裕人家,至于高户怎么使用这些钱,是放贷,还是拿去做生意,或者放在柜子里,皇帝不管,但是高户每个月必须按时把利息交给朝廷。
看来朝廷也是想明白了,要想通过放高利贷收到钱,只能向富户开刀。富户面临政府的这种名为放贷实为讹诈的制度,也只能自认倒霉,最后干脆把这笔钱以税的形式上缴。
高宗靠这种方式,一年收了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贯钱。那个时期,京城官员一年的收入平均差不多在五十至六十贯钱。高宗政府公廨本钱一年收到的利息可以养活2000-3000个官员,要知道,唐太宗时期,整个政府京城加地方官也不过7000多人,可见,这笔高利贷收入有多可观。
公廨钱制度终于突破了之前的困局,给政府带来了可见的收益,于是高宗政府迅速扩大公廨本钱范围,从京城扩展到各地方府、州、县,“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这次把利率定在了70%的水平,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本钱的金额,“京兆、河南府钱三百八十万,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万,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万,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万,下州八十八万;京兆、河南府京县一百四十三万,……中下县、下县三十八万五千;折冲上府二十万,中府减四之一,下府十万。”。就这样,公廨钱这项政府高利贷成为一项全国性制度,真正为政府解决了一部分财政困境。
政府高利贷扩展到全国,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为了搞钱,政府放贷对象也就不仅限于富户了。富户因交纳利息还可以免除徭役冲抵一下,贫困户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人都破产了。
因此在开元十年(722年),中书舍人张嘉贞指出这项制度产生的社会问题,玄宗政府“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取消了这项实行了几十年的制度。
但是放高利贷就像吸食鸦片,一旦尝到好处,就很难放弃。关键是到玄宗朝的时候,唐朝最基本的财政制度,以平均地权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因为受制于交通讯息不便、基层组织简单、统计成本高昂等因素,导致税基锐减、逃户频出、以及纳税机制混乱,国家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失衡,而高宗朝以后,对高丽、西域的连年用兵,因军费开支导致的财政窟窿越来越大。
所以,对唐玄宗来说,搞钱已经成了他面临的头等大事,于是在唐玄宗一朝,涌现出一批敛财能手,比如解决逃户扩大税基的宇文融,解决粮食运输难题的裴耀卿、韦坚,割韭无情的采访使杨慎矜、为玄宗开辟小金库的户口使王鉷,以及身兼四十多个使职的杨国忠。
当玄宗大力搞发展的经济改革,为朝廷大肆敛财时,也没有忘了那项割韭菜非常方便的高利贷制度,所以在开元十八年(730年),“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又恢复了政府放高利贷,并把利率定在60%。
从公元730年之后,就没再看到唐朝政府撤销公廨本钱的记载,也就是说,这项制度已经成为常设,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大肆经营,由专门的捉钱官——官典负责,其经营也体现出高度的专业化,即官典将官府本钱举贷给他们庇护下的“捉钱户”,这些捉钱户将钱放贷其实就是摊派给以百姓为主的举贷人,然后将举贷人的姓名、贷款金额制成“簿记”、“负钱文记”一类的账册,上报给官典,官典把这些账册造成案历,实行三官同押、逐委造账、印讫入案的严格管理制度。
一旦公廨本钱制成为能带来巨大收益的方式后,就成了各部门觊觎的对象。最初,公廨本钱是由尚书省刑部比部司统一管理,京师诸司和地方府州县设置了勾官具体负责各机构公廨本钱的行政管理,在支用公廨本钱利息收入时,受比部司的管理。
安史之乱后,各部门想方设法摆脱比部司对公廨本钱的管理,纷纷直接管理本部门的公廨本钱。“中书门下两省奏请依元和元年(806年)八月六日敕,各置捉钱官。敕中书省宜置三十人,门下省置二十五人。”而且本钱来源更加多样、因事灵活设置、规模不断扩大、利息用途更加广泛,直接把公廨本钱变成了各部门经营自肥的工具。
就这样,唐初的公廨钱制度终于成为锋利的收割之刀,并且开始无情地挥向“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主角们,于是历史记载中频频出现被收割的农户的血泪史,“州县典史并捉官钱,收利数多,破产者众。”、“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利,伤人破产……”、“百司食利,利出于人。月给而经费有常,月征倍息无已。然而举者无非贫户,征之者率是远年。故民财竭于倍利,官课积于逋债。……”
虽然,公廨钱高利贷制度存在许多弊病,朝廷也认识到,“息利本钱,贷放多年,积成深弊”,但是,在政府财政收入面临困境的时候,朝廷从来没有放松收割的力度和频率,根本无视受难最重的无辜百姓,而是在疯狂享受丰收的喜悦。
“顺手点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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